文/胡文琦
媒體報導，近期桃園市副市長蘇俊賓槓上了環境部長彭啟明，兩人針對火力發電對空氣污染的實質影響，展開了一場激烈的「數據辯論」。為此，環境部還特別發布新聞稿的強調，其科學模型的嚴謹性云云，而蘇俊賓則質疑數據選擇的代表性與全面性欠缺。這場爭論不僅揭示了火力發電對環境影響的複雜性，更凸顯了科學數據在公共政策溝通領域上的重大成本挑戰。
據悉，雙方爭論核心集中在「排放量」與「濃度貢獻」的識別上面，以及對數據的選擇性與代表性。環境部指出，基於科學模型，電力業對大氣中PM2.5的濃度貢獻約為2.3%。而數據則來自於美國環保署的「空氣品質模型」，考量了原生性PM2.5、SOx、NOx等污染物的排放量，以及與氣象條件、大氣擴散與化學反應等因素。此外，環境部還進一步解釋，「排放量」與「濃度貢獻」是兩個不同的物理量：排放量是指污染源（如工廠、車輛或火力發電廠）在特定時間內排放到大氣中的污染物總量，屬於「輸出量」，描述的是污染物從源頭排放到環境中的規模；而濃度貢獻則係指某一污染源對大氣中某地區污染物濃度的影響，屬於「結果量」，則反映污染物在大氣中經過傳輸、擴散、化學反應等總和過程後，在某地點的最終濃度。
此外，不同污染源的排放特徵與貢獻模式也會影響濃度貢獻。例如，火力發電廠的排放通常集中在高空（如煙囪），其污染物在排放後會經歷較長距離與時間的傳輸與稀釋，因而對地面濃度的直接影響可能較小；相對而言，交通排放汙染物多為地面排放，對周圍區域的濃度影響反而更為直接和顯著。進言之，這即意味著即使火力發電廠的排放量較高，唯其對地面濃度的貢獻將可能遠低於交通排放。
然而，儘管環境部的科學模型確有一定水準的嚴謹性，唯其溝通方式仍過於學術化，並未能有效回應民眾有關火力發電對環境影響的庶民關切。但另一方面，蘇俊賓的批評雖提醒了政策制定者需要重視火力發電的「多維度綜效影響」，唯他對數據的解讀部分係基於「推測」，同時，亦未能提供其他更為具體的替代模型或數據支持，也容易引發公說公有理、婆說婆委屈的不必要誤解。
不過，也正因為雙方的交火價值，更提醒了台灣的空氣污染治理絕不僅僅是科學問題，更牽涉著複雜的社會價值判斷。火力發電作為台灣目前最主要的電力來源之一，其對環境的影響無可避免。如何在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之間取得一定共生與平衡，將是政府、企業與民眾所共同面臨的挑戰。誠然，蘇俊賓提出「用肺發電」的感性比喻，雖然能在情感上引發共鳴，但若缺乏具建設性、可操作性且達商業運轉效益的政策選項，亦難以解決能源供需的真正問題。
因而，我們要呼籲環境部與地方政府都應放下意識形態的無謂民粹對抗，回歸正常、科學的理性對話基礎；環境部除以更全面、更透明的方式揭露相關「有一好沒二好」的偵測數據外，更應對高污染地區制定具體的改善精進措施；而地方政府則應在理性批評之餘，提出更具科學立論基礎的具體建議，與中央共同攜手合作，面對能源轉型與環境治理的艱難挑戰。唯有如此，科學數據才能成為解決問題的正確理性工具，而非博眼球與流量的無良對抗武器，就請雙方都正視「火力發電」暫時仍無法全面替代的「可能必要之惡」吧。
＊專欄反映作者意見，不代表本社立場
＊作者/胡文琦：淡江大學戰略所碩士、政治評論家、親民黨發言人
